复旦教授高晞：有关人类瘟疫的12个问题

         病毒与人类如影随形，疾病与城市相伴而生。 活到今天，人类都经历了哪些重大瘟疫事件？大瘟疫的结束与气候变化相关程度如何？中医对瘟疫的防治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历史上有哪些疫情防治会给此次疫情提供经验借鉴？ 你关心的人类瘟疫史的12个问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高晞这么回答—— 1. 问：人类历史上有哪些重大的瘟疫事件？杀伤力最大的是什么？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什么？ ▲ 答： 一般认为历史上的十大瘟疫事件有： 1976年确认的艾滋病（HIV/AIDS) 1968年香港流感（Hong Kong Flu) 1956年亚洲流感（Asian Flu） 1918年大流感（Flu Pandemic），又称西班牙大流感（Spanish Flu） 1910-1911年第六次霍乱(Sixth Cholera Pandemic) 1889-1890年俄罗斯流感(Russian Flu) 1852-1860年第三次霍乱(Third Cholera Pandemic) 1346-1353年黑死病(The Black Death) 541-542年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 165年安东尼瘟疫（Antonine Plague） 此外，还有人认为，1945年爆发全球性斑疹伤寒，也算是重大疫情。 一时杀伤力最大的瘟疫是黑死病，长时段时持爆发，导致致命层累人数最多的是天花。 持续时间最长的是艾滋病。 2. 问：有哪些疫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 答： 改变历史进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历史学家认为公元2世纪左右安东尼瘟疫对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14世纪的黑死病影响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兴起，也有中国历史学家认为曹操赤壁之战时因为瘟疫爆发在与吴刘联军刚交战便败退。 但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绝不可能是一场瘟疫，必定还涉及其他诸多的因素，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 3. 问：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哪些大的疫情事件？最严重的是哪次？ ▲ 答： 殷墟甲骨文上有“疾年”的文字，可知有文字以来中国就有疫情记录，根据张志斌所编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可知，中国历史上几乎历年都有“大疫”，或因天灾（水灾、旱灾和地震），或因人祸（战争和饥饿）。 因为古代史料记载的缺失，从可考的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确认明清时期的疫病最为严重，出现1580-1589年、1639-1648年、1813-1822年、1857-1866年四次高峰。 其中三次（1579-1588、1610-1611、1633-1644）疫情被称为明末大疫，与明朝灭亡有关。1756年乾隆江南大疫，“死者无算”。 1817年由海路传入中国霍乱，由温州宁波北移，最后至西藏西南地区，关于这场瘟疫是史学家研究比较多，疫情的空间分布在闽广、江南、黄河下游和云贵地区，时间由于不短，延至1824年，可认为是近代以来波及最广、影响最大、研究成果亦颇多的一场疫情，该场疫情的死亡人数，严重的地区达到10%，对人们的心理造成极大冲击，一度出现“食西瓜者即死“的社会恐慌事件。 它严重影响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市场萧条、经济停滞。 4. 问：大的疫情是如何结束的？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因素吗？ ▲ 答： 疫情的终结有多种因素，气候变化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从结果看，有些病菌的死亡或终止传播是与气候变化或季节转换有关，容易给人造成疫情的终结与气候有关。 事实上，除了生物学和病菌学的因素，影响瘟疫走向的还有医学拯救、社会应对机制（隔离、封城）、民间慈善救助、民众自我防范意识的觉醒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汇集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控（生物性和社会性），结束疫情。 5. 问：历史上大的疫情伤亡惨重，是否跟当时的医疗条件有关？ ▲ 答： 与医疗条件有重要的关系。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细菌学理论才被应用到临床，之前西方医学界一般将传染病爆发归因于“瘴气”，认为是污秽的空气、恶臭的泥土和不洁的环境导致疾病，因为不了解空气中弥漫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没有可能找到对付疾病的“魔弹”，因而会遭成惨重的伤亡。 但医疗条件并非是造成重大损失的决定因素，在中国，虽然也无数次爆发“大疫”或有所谓“疾年”的记录，因为中医一直有对付疾疫的方法和措施，并且有完整的医学理论支撑，所以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大疾，往往与天灾有关、甚至饥饿，而非由疾病而致。 这些就不是医学条件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力量的干预和慈善组织介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确立的公共卫生观念和预防医学措施才是降低疫情风险的保障。 6. 问：中医理论中是否有抗疾疫的方法与思想？ ▲ 答： 从现有史料考察，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在东汉末年和明清两代之际，而这两时期正是中医理论体系创新的两个阶段： 1.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虽不能称为是对付疫病的专著，但对疫病有基本的认知。 现代学者研究指出古人总结出的6种相染途径：①与病人的直接接触；②与病人长时间或者近距离的接触；③在特定地点参加特定活动；④异常的气候与环境变化；⑤饮食；⑥遭鬼排击。 总而言之，对于疫病的成因，古人认为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作祟。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古人纷繁复杂的论述之中可以发现“气”的作用，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致病原因解释，还是鬼神致病的解释，都有一根主线将其串联——气。 2. 明末多大疫，江苏吴县人吴有性创建温病学说，著《温病论》，他将传染病从“伤寒”中区分出来，“温疫之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同时代叶天士另著《温热论》，薛生白和吴鞠通著《温热条辩》，专论“湿热”和“温病”。 一般认为，到清前期，医界逐渐形成了有关疫病成因的较为系统的认识，医家了解并探讨了疫气与“毒”之间的关系。 乾隆晚期，医籍中会将疫气与毒气相联，认为是毒气与瘟疫相为终始者也。 但总体上没有突破疫气传染的认知，以为瘟疫的传染是通过‘气’来传播，不过对接触传播、食物传播、水传播、虫媒传播等传播方式也产生了一些直观或隐约的认识。 现代以来，在临床上采用中医对付传染病的典型例子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乙型脑炎流行专项研究。 1954-1955年石家庄乙型脑炎流行，当地采取中医治疗乙型脑炎获得显著的效果，但此方法用到北京时，效果不佳，老中医辨证之后发现，两地疫情相同，但气候不同，所以方子效果不明显，后经北京老中医改进后，收效特著。 7. 问：疫病不只是医学可以解决的问题，还需要哪些力量的介入？ ▲ 答： 当科学家和医学家意识到光靠医学手段无法根本解决疾病传染的问题，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便应运而生。预防医学概念的产生就是源自于疾病大流行。 我的理解是预防分3个层面： 1. 国家建立公共卫生预防机制、确立卫生法规，当疫情发生时，能有效地应对，承担保护全社会和人群健康的责任； 2. 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学家除了承担科学研究的探索，有必要进行预防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 3. 个人预防意识，除了保持个人卫生健康方式，更重要的承担应尽社会责任，遵守卫生法规定。 8. 问：面对瘟疫人类积累了哪些经验，形成了哪些有效措施？ ▲ 答： 一、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之后有两项重要措施一直沿用至今，并能有效地起控制作用。 1. 1383年，法国马赛正式设立海港检疫站，对货物和外员人员检疫。 比如，在此之前1377年，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首先规定，所有被疑为鼠疫传染者，必须在距离城市和海港相当距离的指定场所，同时是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停留至30天才准入境，后延长至40天，称为四旬（Quarantenaria）。 2. 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监督指导收尸、殡葬、戒备外来船只、隔离、呈报病情等事项。 二、卫生立法、设立隔离场所和收容机构，隔断疫情，救助患者。 三、国家卫生动员和公共卫生知识普及：卫生海报（现在网络宣传）、预防指导手册（洗手、口罩、公筷、消毒等）。 古代社会的处理方式是隔离（驱逐出村或安置远离乡镇的郊外空屋）、焚烧尸体；改变生活方式，比如开始洗澡、洗手；近代社会发明用公筷、戴口罩；调整交际方式。 四、预防学和卫生统计学兴起。 五、传统中医有针对性的抗疫方子、现代有针对性的疫苗。 9. 问：历史上有哪些疫情防治会给此次疫情提供经验借鉴？ ▲ 答： 1. 比如对付麻风的方法是隔离，早期是将患者驱逐出境（乡镇），近代以来是建立麻风病院，将患者集中在规定地区疗养，禁止与外人接触。 2. 急性和大规模传染病突发时采取强制性封户或者封城，阻断传染病的传播与扩散。 比如1911年东北发生的鼠疫事件，伍连德采取的就是切断由东北进入山海关的火车，将疫情首先控制在东北地区，防止疫病散播至关内；中世纪英国小镇爆发疫情时，镇内居民主动封城，自我牺牲，以中断疾疫外传；也有感染的患者和家庭在家自我封闭；或者是是建立专门时疫医院，集中接待传染患者，专门治疗，并与医院其他患者隔离。 3. 建立严格的检疫的制度，这点前面已有说到。 4. 接种疫苗。 历史上持续爆发的天花，导致的总体死亡人数远远超过鼠疫，死亡率高达 25%，自宋代以来，中国社会采取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亚洲其他国家和阿拉伯医生也会此方法，18世纪前后人痘接种法传到欧洲，1796年英国人痘接种师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术，成为有效对付天花的无害疫苗。 但当时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此疫苗的作用与重大意义，英国议会立法强制推行接种疫苗。 疫苗接种的方法有效防治诸多传染病的爆发，类似20世纪之前危害社会与人群的斑疹伤寒、白喉等传染病得到控制。 5. 每次疫情爆发，伴随而来的另一场隐性瘟疫：流言、谣言和迷信、非科学的所谓民间疗法的传播，这些社会性疫病，其传播速度更快、感染人群更快，其危害并不见得比生物性疫情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易造成社会恐慌；因而防治疫情的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信息透明、科学知识普及和及时的防治方法指导。 10. 问：哪些教训是一直没有汲取的？ ▲ 答： 吃野生动物，是从来都没汲取的历史教训。从古至今，诸多大规模的传染病都由动物引起，并由动物传播到人。 1988年上海发生甲肝，就是因为上海习惯吃启东的毛蚶，导致疫情，感染人数超过了30万，毫无疑问是一次罕见的特大公共卫生事件。 SARS事件也是由于滥食野生动物引起，此次武汉冠状病毒依然出于同样的原因。 11. 问：瘟疫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有哪些？ ▲ 答： 瘟疫使人类获得对新疾病的认知，发明对付疾病的新方法和新药；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国家建立捍卫生命和维护健康的新机制，教会人类懂得与自然界和动物相处的原则等，这些都是大规模传染病教授给人类的知识。 因为流行病是与文明同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SARS事件，不仅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预防与应对机制改革与完善，而且将医学史、公共卫生史和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从一个隐性的研究领域，推到了学术研究的前台，成为一门显学，越来越多地受到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关注，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12. 问：在此次疫情防控的措施及响应上，相较于SARS有哪些进步？哪些不足？ ▲ 答： 17年前当SARS的袭击突如其来时，无论是政府职能机构，还是公共卫生学者、科学家都缺乏应有应对的措施与方法。 SARS事件，一、推动了国家在卫生防疫和疫病防控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建立了应激机制，二、提高了民众的警觉与自我防范意识，这是根本性的进步。 但是正因为我们都认为已有充分的准备和相信既存的机制，使得我们在第一时间放松了警惕，这意味着对抗疾疫的道路任重道远，国民公共卫生意识的普及和公民社会责任感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科学报记者李芸采访并综合“澎湃问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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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30